苏轼风格变化(杜甫风格变化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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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黄州的苏轼，心中有太多亟待思考与整理的问题，然而乌台诗案的经验，让他在与人的互动上产生了恐惧，又因为不得签书公事的处置，让他只能过着浑噩昏沈、无所是适的日子，于是自然山水成了他寻找慰藉、整理思绪的最佳对象，从开始的昼伏夜出，到形只影单的造访山水，最后呼朋引伴的与当地友人朝夕相从，他逐渐从游赏山水的过程中找到能够坦然面对顺境、又足以超然逆境的精神力量，而这些心路理历程正展现黄州时期山水诗的主题内涵中。

藉由山水景物來思考生命中的重要课题，本來就是苏轼山水诗的特殊风格之一，只是黄州时期展露得更加明显，不但摹山范水的内容相对减少许多，甚至在题目上直接表明是游赏山水的作品，内容却着重在经由山水景物所引发的人生思考；或者题目上直接表明是歌咏梅花海棠的作品，却又自然的以山水景物为背景，衬托出花草在自然世界中的风姿与格调。真实的自然山水与心灵中的生命山水相互辉映的主题内涵，造就了苏轼黄州时期山水诗特殊风格。

一、对山水景致的静心观赏山水景物对古代知识份子而言，自有其令人无法招架的独特魅力，一来得以尽洗世俗尘垢，二来又能提供观照生命的氛围，所以置身自然山水之中，常会不自觉的放下诸端杂念，静心观赏着宇宙天地间自然和谐的律动，不但凡俗的一切干扰能够暂时消释于无形，得失荣辱不萦于心，甚至能够暂时忘却肉身的存在，而与万物相融为一！

二、对过往岁月的自我解嘲凭借文学上的过人才华，以及神宗皇帝的赏识，苏轼初登仕途时是相当风光耀眼的，即便在熙寧四年（一○七一)因为与王安石理念不合而上疏请求外任地方，却依旧能够在杭州、密州、徐州等地尽心国事之余，将生活安排的有声有色、逍遥写意；如今贬谪黄州却是带罪之身，不但因为「不得签书公事」的处置，让他的生活顿时失去重心而变得无所是适，经济生活更是因为没有俸禄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，常常需要接受亲朋故旧的接济，这样的处境让苏轼颇觉难堪，所以诗文作品中总是不经意的流露出自我解嘲的无奈！

黄州山水之中，寄托了多少苏轼对过去岁月的反复思索，而透过不时的自我解嘲，他得以在情绪性的发泄满腹牢骚之后，重新调整面对现实世界的态度，并逐渐找到安顿身心的凭借与方法，更重要的是，自然界的山水林泉让苏轼在突围解套的过程中，依然心存高远，对生命怀抱着希望与热情！

三、对眼前生活的重新安排不论是寻常生活或者超越凡俗的精神生命，苏轼都不愿意得过且过、敷衍对待，所以初到黄州时意兴阑珊、投闲置散的态度，只是一种破茧而出之前的短暂沉潜，毕竟乌台诗案所带来的冲击与伤害都是苏轼始料未及的，生活的内容、生命的态度、以及人生的思考，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亂当中，这绝不是自简单的我宽慰就能消释的生命课题，进退失据的他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来重整失序的人生！

四、对未来生命的深层思考孤独凄凉的来到黄州，苏轼当然不可能马上走出无端遭贬的阴影，而在他努力寻求解脱的过程中，也不可能毫无愤慨不平的情绪产生，难得的是，当苏轼在宣泄这些复杂情绪的同时，也积极的对生命进行更深层的思考，并没有耽溺于自憐自怨的泥淖里，寓居定惠院时惊见与杂花野草为伍的海棠，虽然不免借花抒怀，寄托天涯沦落之感，却也隐含了对自己落难黄州的重新思考！

总的来说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最重大的转折关键，在这之前，他也跟古代其他知识份子一样，满怀着致君尧舜的宏伟抱负，却因为卷入新旧两大政治势力相互倾轧的风波之中，而招來各方的排挤与构陷，即使为了远离政治权势中心而自请外任地方，仍然没有躲过生命中第一次、也是最惨痛的一次政治迫害，带着惶恐不安、蒙冤不平的复杂情绪，他來到陌生僻远的黄州，开始一段长达五年的谪居岁月。

正所谓得失相随、祸福相因，苏轼非但没有因为政治迫害的打击、以及谪居生活的艰苦多难而屈服沉沦，反而藉由黄州寻常山水的洗涤，懂得脱去生命中的繁华表相，重新观照质朴淳厚的本质。相较于其他时期的山水诗歌，黄州山水诗中呈现的通常不是游赏山水的喜乐，而是置身山水之中的苏轼，面对当前苦难人生的深刻思考与观照。

在缺乏名山胜水的黄州，他开始萌生亲身实践归隐生活的念头，弃绝肉身的享乐与安逸，在黄州城东门外的坡垄上整地种植，结交当地互动密切的友人，因为他要实践的不是离群索居、落落寡欢的归隐生活，而是重拾天真、超然自在的寻常人生。致君尧舜的儒家教条虽然自此开始动摇，却仍旧无法从苏轼的生命中完全根除，他需要一种可以超越世俗价值与桎梏的力量，让他既身处俗世之中，承认现实世界的存在，又能忧乐两忘、随缘自在，而他天赋性格中原就隐含的超然旷达，便在遭逢苦难的时候发挥作用。

经过现实人生的严厉考验之后，超然旷达的思想终于脱离天马行空的意识型态，具体实践于现实人生当中，而这种超旷胸怀的成型，让他在面对未來人生的各种风波时，拥有了更坚韧而雍容的姿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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